鄭國泰 / 清華大學
本文探討國際碳市場機制從《京都議定書》下的清潔發展機制(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; CDM)過渡至日本主導的聯合抵換額度機制(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; JCM)的制度移轉過程及其影響。首先，回顧國際碳市場制度背景與CDM在《京都議定書》架構下的運作成效與爭議。接著，分析《巴黎協定》第六條所提出的新市場機制架構，以及CDM在轉軌到《巴黎協定》體系（特別是第6.4條機制）時所面臨的挑戰。第三部分則是深入剖析JCM的制度設計邏輯與治理特徵，強調日本在推動JCM時的雙邊合作模式、方法學開發、溫室氣體量測報告與查證(MRV)制度，以及確保碳信用品質的做法。第四部分則是比較分析CDM與JCM在制度架構、方法學程序、碳信用產生機制以及社會環境保障措施上的異同。第五部分是結合台灣通過的《氣候變遷因應法》與碳費制度，探討台灣如何利用目前的政策之窗，借鏡JCM之設計原則來推動在地化的自願減量機制，以鼓勵企業自主減碳並參與碳權交易。最後，評估國際合作減碳專案對台灣企業的啟示與參考價值。本文結論強調：隨著全球碳市場從CDM邁向新機制時，確保減碳信用的環境完整性與促進高品質減量投資至關重要；台灣應把握當前政策契機，建構符合國際趨勢的自願減量與碳權交易制度，以在全球淨零轉型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【內文精選】
JCM的制度設計邏輯與治理特徵
(1) JCM的產生背景
日本在《京都議定書》第一承諾期內是CDM額度的大買家之一，許多日本企業透過購買CER達成減排承諾。然而，因多元因素（如福島核災後能源結構變化、日本未加入京都第二承諾期等），日本在2010年代初開始尋求替代或補充性的國際減碳合作模式。2013年，日本正式推出「聯合抵換額度機制」(JCM)，作為雙邊減碳合作的新架構。JCM的基本概念是透過與友好國家簽署雙邊協議，雙方共同認可減碳專案的成果並分享減量額度，從而同時協助夥伴國減碳和讓日本取得額度來實現其國家減排目標。JCM被視為參考了CDM經驗但更具彈性的機制。與多邊的CDM不同，JCM採取政府間雙邊合作模式：截至2025年8月，日本已與25個以上國家簽署合作備忘錄，包括多數亞洲國家（如蒙古、越南、印尼、泰國、菲律賓等）及部分非洲、拉美國家（請見圖一）。目前JCM合作國數目持續增加，目標於2025年拓展至約30國。
圖一、日本JCM之印尼案例
JCM早期被稱為「二國間信用機制」，強調的是由日本與夥伴國共同組建「聯合委員會」 (Joint Committee)治理。這些聯合委員會由雙方政府代表組成，負責制定該國JCM的運作細則、核准專案方法學、審核專案申請及核發碳信用，相當於每對國家各自有一套JCM管理架構，而不像CDM只有一個中央執行理事會。例如，截至2016年時，日本已和16個夥伴國組成16個聯合委員會，針對各國情況量身定制規範，這種模式讓JCM更能因地制宜，例如印尼的JCM架構便納入對永續發展效益的在地監測要求---以上為部分節錄資料，完整內容請見下方附檔。
★本文節錄自《工業材料雜誌》474期，更多資料請見下方附檔。